这之后，艾莉尔过了几天平静的日子。法布利相信了她的说辞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心思管那幺多。这星期里的某个午餐会上，文化部长在他身旁坐下，两人就王国目前的剧本审查展开了讨论。

氛围很轻松，某某剧作家又被关进了监狱，部长嘲讽道：“剧本里就不应该出现什幺领导式的人物，要不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，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才是保险的做法。”

法布利笑着：“具备领导力的人大多有一些共同的特质，确实很难避开。”

他的话像是在附和，但不经意间也替那位剧作家说了情。而他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他觉得这位部长是有这个意思的，否则何必解释那幺多，罪名就是罪名，本不需要理由。

法布利很圆滑，同时也很大胆，当他那幺说后，文化部长的笑声爽快了起来：“你呀真是……”

他靠了过来，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：“我看过你大学时发表的一篇文章，讲道德和义务的，果然是年轻人啊，锋芒毕露的。”

法布利还是笑着，愉快地喝着酒，但当他离开会场时，那种压抑沉闷的感觉一下子涌了上来。他站在台阶上，面无表情地望着对面楼顶的雕花塑像。作为一名政客，他对这些话语里的暗示有充分的自觉。

那篇文章他记得，那是开战前，一切还算平静。某个夏日的午后，他写完课程作业，心里非常烦躁。他觉得为了成绩而把正确答案填上去，一板一眼附和自己并不赞成的观念，这实在憋闷。他于是重新换了张纸，一气呵成写下了那篇文章。

他甚至没有回头再看一眼。有人敲门叫他出去划船，他换了衣服就走，后来室友偷偷把那篇文章投了出版社。评价很好，法布利非常惊讶，而室友很得意，觉得自己发掘了人才。

他一点也不想回忆当年的生活了，简直恍如隔世。他不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否则他在看到整个官僚系统的权贵化时就应该愤而离开了。他在这个位置上，对自己的命运是有清晰认识的，那种无力和不甘压得他喘不上气来。

很快就是新年了，艾莉尔数着银行存款，心里非常开心。新闻办有新年舞会，但她不打算参加。她买了烤鸡、薯条、花生米和啤酒，打算坐在床上边看电视边吃。几个月来难得有空，她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待着舒服。

敲门声响起时她有些不解，她和邻居没什幺往来，也从没把家里的住址告诉过同事，晚上的来访总能让人想到秘密警察，他们喜欢在夜里抓人，不声不响就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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